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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中的集体无意识
作者:靳文鑫  来源:青岛科技大学报  编辑:卢新亮   点击:[] 日期:2016年05月10日

《呼兰河传》是民国女作家萧红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她的绝命之作。上世纪40年代写于日军轰炸下的香港,一生寂寥的女作家最终死于这个孤寂与动荡的岛屿上。

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一部小说,没有什么主要的人物,没有什么连贯情节,只是碎片化的记忆的拼凑,甚至连自传都说不上。茅盾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曲凄婉的歌谣”。而这歌谣与画卷背后,却是生命浓重的悲哀,集体无意识的祥林嫂式的悲哀。

萧红以她“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写出了东北边陲人民因循往复无知无觉无可奈何的生的悲哀,而这一切,在于深入中国人骨髓的集体无意识。很多人质疑萧红的写作方式,正如她生前所说的“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他们质疑我的小说,只不过是我没有按着他们的方式写罢了。”在这部自传式、散文式的小说中,萧红以她童年的记忆,描写了一个又一个的小人物,除了记忆的主体,这部小说中没有什么的主要的人物,也没有对哪个人物着过多的笔墨。除了回忆的缘故,大概是因为在生活面前,在苦难面前,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均等的,它们面对共同的时代,共同的积雪,共同的寒冷与悲哀,也在共同的因循往复着,而这生活的本相,全当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他们对此是无意识的,一步步将就着走下去。卖馒头的老头背着馒头箱子走在冰天雪地里,滑倒了,连着冰凌拾了馒头扔到箱子里去,缓慢地爬起来,蹒跚地走在布满冰凌的大地上,第二天继续。卖豆腐的推着豆腐沿街叫卖,连他儿子长到五岁的时候,也说要“开豆腐房”,要继承他父亲未遂的志愿。他们是最朴实的人民,面对着共同荒凉的命运,走着不同的路。纵使有着不同的经历,也是一样的无知无觉,殊途同归。

尽管这些小人物都是朴实善良的,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残忍,或许那些残忍在他们眼里是种善良。老胡家的团圆媳妇因为“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三碗”、“十四岁就长那么高”而招致街坊议论连连,婆婆甚至因此为了“给她一个下马威”开始打起团圆媳妇来了。这吃三大碗饭的团圆媳妇一下病倒了,婆婆又是请人跳神,又是买了瘟猪肉给她用瓦片焙药,还请云游真人给她抽贴,把自己的针头线脑都搭进去了,小团圆媳妇还是去了,婆婆也哭瞎了一只眼睛,“哭她那花在团圆媳妇身上的倾家荡产的五千多吊钱”。我们为小团圆媳妇叹息,我们憎恨,我们憎恨残忍,但残忍的并不是她的婆婆,她不过是“照着几千年来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她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过好自己那一份小日子罢了。对于那些所谓“习惯”的奴役,这些婆婆们不曾觉晓,也无需觉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她们眼里永远是最好的办法,即便是觉晓了又能怎样,生活的贫瘠与苦难早已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即便是像有二伯一样,朝天谩骂,又能怎样作响呢?呼兰河的这些小民们,对于生活保持了他们的无意识,也永远不会意识到他们的无意识,也正是这种无意识造就了他们的不幸与无奈。

不知道1940年的萧红是有意还是无意,或仅仅是因为这些不甚优美的故事充满她童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创作了这样一部小说,让这些小人物无意识的悲欢与无知无觉的命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那个萧条苍白的年代留下自己寂寥的悲欢。而今,“萧红热”之后的我们品读《呼兰河传》,除了唏嘘故事中觉得自己长大了会走很远的小女孩寂寥的命运外,还因故事中那些人的集体无意识而悲哀,他们的集体无意识固然出于无奈与贫瘠,而他们面对悲苦的命运本可选择拒绝,却还是像那卖馒头的老头一样摔倒了捡了馒头继续走,按着传统的模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最终造就多少个团圆媳妇的悲剧,他们囚禁的生活也因自己的集体无意识而造就悲剧。

(原载于《青岛科技大学报》第756期第4版,2016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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