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组织需要，我们就去！”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没有国家哪有个人？”

“那个艰苦的年代锻炼了我们，也造就了我们。把青春献给祖国，无怨无悔！”

“在我们心里，‘山化’永远是别样的存在！”

“我们已经是一辈子的亲人了！”

“最重要的是要有家国情怀！”

——这是近日记者赴湖北十堰采访我校1969届、1970届橡胶工艺和橡胶机械专业校友崔军武、牟乃照、艾永兴、石绶先、耿战修、阎玉福、王月香、唐冬梅、周文莉、庄彩华时，听到的只言片语。

没有豪言，也没有壮语，在他们平实的叙述中，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看到了他们当年与近百名同样怀揣“五四”青年志的同学，积极响应国家建设“大三线”号召，毅然背井离乡投身国防建设的身影。

他们始终发扬着团结自强、艰苦奋斗的精神，秉承着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首令人荡气回肠的奋进之歌。

听从祖国召唤，哪里艰苦我去哪

2019年，是十堰建市50周年。伴随着这座“车城”共成长的校友们，在50年前就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情缘。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防的需要，国家决定实施“三线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址，选定在符合“靠山、分散、进洞”条件的秦巴山腹地的小镇十堰。为二汽军用汽车配套的东风轮胎厂，急需大批橡胶专业技术人才支援建设。

“只要组织需要，我们就去！当时想的就是服从党的分配，从没考虑过提什么条件或者要求。”谈起毕业分配时的情景，军人家庭出身、性格耿直豪爽的崔军武这样说。1969年底，因战备疏散到平度大泽山的原山东化工学院（现青岛科技大学）1969届和1970届的学生们，在那里进行了毕业分配。近百名风华正茂的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建设“大三线”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告别熟悉的大城市，动身前往未知的荆楚大地。从此，他乡是故乡。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大家都知道去三线条件不好、很艰苦，但学校征求意见时，每个人都表示服从分配。我们能被选上都感觉很荣耀，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没有国家哪有个人？有的同学家中有困难实在去不了，其他同学会主动要求替他去。”石绶先笑着说。

1970年春节刚过，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批队伍就出发了。从青岛上了火车先到北京，转车到武汉、再转车到襄樊。尽管山高路远，但大家挤在同一节绿皮车厢里，一路说说笑笑唱着歌，对未来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到达湖北的第一站，要先去襄北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雨夹雪后道路湿滑，大客车只能开到古驿镇，还要步行二十多里硌脚的碎石路才能到襄北农场。“地上泥巴太黏，没走两步就把鞋子给粘掉了。没办法只能光脚，像小老太太一样，踩着碎石慢慢往前走，4个多小时才走到农场。”牟乃照回忆说。

襄北农场曾经用于关押劳改犯人，条件恶劣，人烟稀少。到了以后没地方住，只能住进牛棚。地上和墙上都有牛粪，大家先把牛粪铲出去，钉上一排木桩子，垫上铺板，就这么入住了。农场没有电，晚上只能点着蜡烛和小煤油灯；没有自来水，刷牙洗脸要在门口的大池塘边。每逢下雨，屋里就得摆满脸盆接漏雨；到了傍晚，几千只乌鸦聚集在附近的树上，叫声瘆人，吓得女同学偷偷抹泪。

农场的伙食也很差，吃的是糙米，里面还掺着沙子。收麦子的时候正逢雨季，粮食经常受潮甚至发芽，蒸出的馒头是粘的。没有新鲜蔬菜，要从外地调运干白菜、干萝卜、干豆角等进来，偶尔有5分钱一份的南瓜或者冬瓜菜，那可是难得的美食。

“要说苦不苦？当时也没觉得苦。我们就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抗压力特别强，越难越干得起劲儿。”校友们的回答令人颇感意外，“年轻时吃苦不叫苦，这是一种历练，如此宝贵的经历锻炼造就了我们。”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安顿下来后，大家被分为生产班、饲养班、种菜班、炊事班，立即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中。种水稻、拉电线、立水塔、放牛羊……样样都靠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部分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同学从没种过地，也不顾稻田里有蛇和蚂蟥，挽起裤腿和大家一起翻田地、种水稻。种菜班的两个女生负责挑着粪桶一趟趟去施肥，两边肩膀都肿起来了，汗水湿透了衣服。她们也不叫苦，在扁担上绑好毛巾继续挑。高个儿的同学对矮个儿的说：“你别把腰压坏了，我挑两趟你挑一趟吧。”矮个儿同学可不服输，也跟着一趟趟地挑。即使累得抬不起胳膊，也为自己“会干活儿”而骄傲。

二十岁青年的蓬勃朝气，把原本萧条寂静的农场变得生机盎然。自己发电用上了电灯，安装管道通了自来水。挖稻田休息的间隙把铁锨往身边一插，冒出来一股血，原来是无意把一条蛇给铲断了；放羊时丢块石头想叫羊回来，居然能碰巧打死一只兔子；站在带着冰碴的水里拔秧苗，突然钻出来一条蛇吓一跳。“生活虽然艰苦，却觉得丰富多彩、很有意思。”讲起这些往事，耿战修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经过了数月的农场生活，红卫地区建设总指挥部第四分部陆续把大家分批调到十堰补充生产，也就是为后来的东风轮胎厂搞建设。

1970年6月，第一批17个人傍晚坐上大卡车，在车斗里颠簸了一整夜，钻了不知道多少山洞，早上8点才拐进200公里外的鄂西北山沟里。“下车一看，就像掉进了锅底一样，四周都是山，只有头顶一片天。”艾永兴说。

那时的十堰发展落后，中心地带只有百十户居民，几家小商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被戏称为“重工业是铁匠铺，轻工业是豆腐坊”。老乡生活也很贫困，大雪天里只穿单裤和草鞋，甚至没见过冰棍、没用过暖瓶。校友们把当时的公路叫作“扬灰水泥路”，最宽的路都不能两辆车相向而行。晴天里，车跑过扬起漫天沙尘；下雨后，地上的淤泥能没过小腿肚，脚上的解放鞋经常被粘掉了鞋底。

面对这样的环境，却没有一个人退缩。来自祖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科技人员、转复军人，一波又一波地向这片古老的荒原发起集团式的冲击。

“那时候不分白天黑夜，也不分你的我的；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男的女的，只要一有号召去干个什么活儿，大伙儿立即把手头的事放下，抬腿就跑去了。战斗力非常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就一心一意地想着要好好干工作。”阎玉福的语气中透着坚毅。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我们的血和汗

到了轮胎厂工地，先要解决住房问题。大家一起动手把地铲平，上山砍树，先栽上木桩当作立柱，再去领芦苇席和油毛毡。把两层芦苇席立着围起来当作墙，钉在木桩上固定，房顶用油毛毡盖着芦苇席，以防漏水。墙角简单培点儿土，避免老鼠和蛇爬进去。室内在木桩上搭上梁，作为大通铺的支架。再用不同粗细的竹子搭配钉成床，铺上带来的铺盖、把衣服一卷当枕头，就算有了家的模样。

十几个人就拥挤地住在这样的芦席棚里。简陋的棚子只有门，没有窗户，经常会见到大老鼠满屋跑。夏天骄阳晒透屋顶，竹子床下的地面都被众人的汗水浸湿；冬天寒风吹透芦席，大家只能互相紧靠在一起用体温取暖。“虽然条件差，但当时没觉得过不去了，年轻人在一起挺好的。那时候很乐观，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周文莉深情地说。

当地物资匮乏，到食堂买了饭没有菜、或者买了菜没有饭的情况常有，停水停电也是家常便饭。买不到牙膏，要托人从外地捎来；想给亲人写信，却买不到信纸。蚊子又大又多，还经常会被“小咬”咬得很疼，很多人因此感染上疟疾，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工厂建设也是自己动手。搭建厂房需要大片平地，大家一起开山挖石、取直河道。挖地沟、搞基建没有重型机械，靠的是肩挑手扛，抡大锤、拉钢钎。“干重活从来不分男女，样样都落不下我们。”庄彩华这样说着，眼睛里闪着自信的光彩。

工厂建设完成后，大家就被分配到各车间、科室工作。“我们都不怕苦不怕累，吃苦耐劳。我在生产指挥部工作，办公场所和车间也是芦席棚。工作没有分内分外，大家全都尽心尽力，每一个都是好样儿的。”唐冬梅表示，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故事，好像那种干劲儿就在眼前。

从北京运来的生产设备，要在丹江火车站换装卡车运进厂区。厂区门口是个大上坡，下雨天泥巴踩到小腿肚，卡车寸步难行，要靠人力拉上坡。“我们的工作服都是一天24小时穿着，随时可以去干活。设备什么时候到，我们就立刻去拉。”王月香告诉记者，来了设备一吹哨，大家拿着锄头、木板就跑去了。车轮下面垫上木板，前面十几个人拴上绳子拉，后面二十多个人一起推，三四百米的坡要一两个小时才能上去。晚上没有灯，拿着大手电；天上下着雨，身上淌着汗。“当时也没觉得累，把任务完成了特别高兴。”周文莉兴奋地说。

分配到生产线上的工人三班倒，厂区里晚上放炮炸山，白天大卡车拉土，噪音很大，上夜班的人在白天休息时间根本睡不着。夏天酷热，大家把脸盆装满水，在床前排成一排，把毛巾浸湿搭在身上降温，睡不了几分钟就要起来洗一遍毛巾。刚睡着一会儿，听到外面喊“来水泥了！来砖头了！”又赶紧出去帮忙卸货。

牟乃照、崔军武、艾永兴、石绶先等校友，被分配到了315车间，从实习工人做起。该车间最早生产出为我国第一辆军用越野车EQ240配套的轮胎。一个轮胎的硫化模子近一吨重，偶尔遇到模子滑出轨道的情况，要靠工人凭一己之力把半副模子搬回原位。

崔军武和艾永兴刚进车间时负责轮胎硫化工序，要给轮胎卸螺丝却没有现成的工具拧螺母。他们就用3厘米左右的厚钢板，割成扳手的形状。拿着自制的重达18公斤的扳手，还要用劲去拧螺母。“刚开始干这个震得脑袋疼，干了十几天才慢慢适应。累得实在不行眼睛已经闭上了，可手里的扳手还在继续卸螺丝。”艾永兴一边比划着，仿佛依然在工作。

遇到设备安装或检修时，为了保证工期，白天黑夜连轴转，甚至连续三天两夜不能睡觉。冬天在车间里生一团火，谁累了就去烤烤火吃点儿东西，休息一会儿接着干。石绶先说：“当时大家没有一句怨言，只想着要齐心协力克服困难。从没有人会偷奸耍滑歇一会儿，都是不计较个人得失。”

大家发扬团结自强、开拓进取的精神，把315车间成功建成年产十万条轮胎的生产线，还不断为厂里的其他生产线培训人才。他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培训的员工后来到其他车间或者单位工作也屡获好评，在各类技能比赛中常获嘉奖。

先生产，后生活。轮胎厂的生产红红火火，但大家的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发大水时桥面被淹没，男青年就在齐膝深的河水中手拉手站成两排，护送其他职工过河上班。结婚后需要独立住处，只能去周围老乡家租房子，甚至是住牛棚。牛棚里面没有窗户，有的夫妻俩去上班，就把小婴儿单独搁在这个黑屋里面。孩子偶尔会摔倒地上，甚至会被老鼠咬伤。

“每天回家就是吃个饭，其他时间全是在单位里面，从来没时间管孩子，逢年过节都不休息。”当时艾永兴负责设备检修工作，夜里要加班到凌晨三四点，回家只睡一两个小时又回来上班。“就想着先要把工作搞好了，心里才踏实，没做完绝不能放心去休息，个人生活和家庭也顾不上考虑。”

“我们到哪都是一颗螺丝钉，在实践中学习。一个任务别人可能半年干不出来，我们团结一心，没几天就干出来了。一提‘山化’的毕业生，其他单位总是争着要。身边同事都说，‘山化’的学生就是行！”讲到这里，王月香颇感自豪。

东风轮胎厂从最初的200多名职工，后来发展成近6000人的大厂。轮胎生产能力达到每年200万套，生产的载重钢丝子午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50年前来到这片荒山秃岭，从无到有把工厂建设发展起来，这里的每一块砖石，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我们的血和汗。”崔军武感慨道。

我们已经是一辈子的亲人了

“我们之间是一种战友的感情。”谈起同学情，阎玉福有感而发。他说，大家长时间在一起摸爬滚打，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已经超越了普通同学之间的情感。

刚到十堰时正值酷暑，芦席棚内更是燥热异常。加上水土不服和连日劳累，艾永兴中暑昏迷不醒。是睡在他旁边的崔军武，跑上跑下去找大夫。工地卫生所治不了，崔军武和同学就用竹子床抬着他连夜跑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抢救。住院期间全心陪护，想方设法弄来病号饭，帮助他尽快恢复健康。这种生死与共的情谊，不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

“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耿战修说，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同学们一直是相互扶持、彼此帮助，有什么事大家都会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共同面对。同学有事出差，其他人会主动去他家帮忙换煤气；孩子生病了，积极跑去医院陪床照顾。

1990年代，有位调到外地工作的同学生病了，而且病情比较严重。得知这一情况后，校友们自发组织了捐款。他的家人收到捐款非常感动，专程赶到十堰表示感谢。不仅如此，每当听说同学家里遇到什么难事，大家也总是会立刻伸出援助之手，团结一心，共渡难关。

做了50多年“闺蜜”的周文莉和唐冬梅，大学期间就是同一宿舍的好姐妹，来到十堰后更是朝夕相处、互帮互助。她们之间的情感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磨砺，早已胜似姐妹亲情。崔军武和石绶先，也是从初中开始的“老哥们儿”。“石头”的绰号，崔军武从青岛一直叫到了十堰，传遍了“山化”，又传到了“东风”。谈起这些，校友们说：“我们已经是一辈子的亲人了！”

艰苦的年代锻炼了我们，也造就了我们

采访刚开始，王月香就询问起老师们的情况，问起周立方老师、鲁冰老师、王炳明老师等，并回忆起在校时的许多往事。周老师上课风趣幽默，大家都特别喜欢听他的课；班主任王老师很亲切、跟同学们关系融洽；刚入学时，有位女同学想家想得直哭，大家都去安慰她、开导她；课余时间，看到食堂师傅们忙忙碌碌为大家准备餐食，同学们会自发地去帮厨、择菜……

时光飞逝，当年这些热血青春、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已是满头银发、儿孙满堂的古稀老人。但回首往事，他们依然很是兴奋，仿佛自己仍是当初那些在校园里连蹦带跳、打打闹闹的纯真少年。他们说，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近，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相互帮助，是“真感情”。

在学校时，学习氛围浓厚，课余时间经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探讨各种问题。后来毕业分配，来到“三线”，大家依然是同甘共苦，空闲时会结伴去厂里的老师傅们家里玩，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周末也很少休息，积极参加厂里的义务劳动。

不讲吃、不讲穿，讲的是能吃苦、肯奉献。大家都爱岗敬业，从没有下班后要换下工作服的想法。“有一次参加婚礼，我穿着工作服就去了，别人都纳闷儿，可我觉得很正常。”庄彩华说，“环境造就人。那个艰苦的年代锻炼了我们，也造就了我们。把青春献给祖国，无怨无悔！”长期生活在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的大环境下，耳濡目染，校友们的下一代也都很正直、优秀。

现在，他们的子女中有的从事教师工作，有的在企业管理岗位或者生产一线，有的自主创业。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都做得有声有色，这也是最让大家骄傲和欣慰的。阎玉福不忘嘱咐在校大学生“要善良，要能吃得苦”，将来努力为国家做贡献。“国家发展了、强大了，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美好。”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谈到这些，70岁的牟乃照表示，真希望时光倒流，自己永远是18岁，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去拼搏，为新时代做出新贡献。

在我们心里，“山化”永远是别样的存在

“半个世纪过去了，光阴的故事里，你们把青春年华刻在了国家发展的年轮中，祝你们健康快乐！”这是在观看了中央电视台以“扎根第二故乡 青春热洒三线”为主题，报道我校毕业生投身国防建设的青春奋斗故事后，周文莉的外甥女，在微信朋友圈写下的一段话。

同一天，现就职于十堰市某小学的周文莉的女儿这样写道：“老一辈在这里艰苦奋斗，奉献了青春，从此十堰就是我们的家了。”

的确，从1969年12月底分配工作到如今，倏忽之间，50年的岁月已匆匆而过。对于留在十堰的校友们而言，故乡与他们已渐行渐远，他乡早已是故乡。

“我们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已经扎下根了。”耿战修说，看着十堰市从无到有，生活、居住条件等方方面面都在一天天欣欣向荣，早已把十堰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就好像看着一个孩子从孕育到出生再到长大，十堰对于我们而言已经不可分割了。”石绶先补充道。

“但在我们心里，‘山化’永远是别样的存在。”谈起往事，崔军武颇多感慨。他说，在近70年的发展中，青岛科技大学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尤其是在橡胶领域成果突出，被社会赞誉为“中国橡胶工业的黄埔”。希望学校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进程中，把我们的“拳头”专业做得更好、更出色。希望在校大学生努力学习，未来之路越走越宽广。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唐冬梅告诉记者，当年一起来十堰的近百名毕业生，正是秉持着“团结自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工作中“敢为人先、开拓创新”，创造了不凡的业绩。他们不管是在生产一线、管理部门，还是在后勤战线、教育岗位，都逐渐成长为了各领域的骨干。涌现出了包括崔军武、李志芳、黄家宝等在内的6位厂级干部、20多位中层干部、大批技术骨干和行业专家，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一代又一代科大学子、一批又一批时代新人做出了榜样。

新时代，新征程。需要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年青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史诗。“最重要的是要有家国情怀！”崔军武说，“我们这辈人物质条件不好，经历坎坷而又丰富，但支撑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他希望在校大学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要求，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用朴实无华的奉献诠释青春和梦想的力量，用勇承重载的拼搏书写爱国和奋斗的篇章！

（原载《青岛科技大学报》860期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