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在线

　　《中国经营报》：现在很多的韩资企业开始向越南、老挝等南亚国家转移。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袁晓莉：这种转移是符合国际资本流动的产业梯度。由于技术差异性造成了产业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移。

　　日本当年是亚洲的领头雁，日本承接了美国的技术，通过改进技术发展了本国的产业。现在产业正在沿着美国－日本－中国－越南的路线转移。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是韩国企业在转移？为什么要选择逃跑的方式？

　　袁晓莉：我认为，韩资企业以小企业为主，他们与大企业相比，抗风险的能力很弱。如果要实施清算，他们就会血本无归。

　　我想，有六个方面是韩国企业出逃的原因：《劳动合同法》出台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的下降、人民币升值、两税合一、环保力度加强导致治理成本上升、外资企业纳入城镇土地征税等。

　　产业升级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类韩资企业已经不适合中国产业升级的导向，只能选择外流。当然这也反映出企业诚信的问题，不正当的清算就撤资，会引发韩商与供应商、工人之间的矛盾。日、欧、美等国企业为什么没有出逃？他们能很好的处理与两者的关系。

　　《中国经营报》：我们在采访中，很多企业都抱怨在“韩资企业撤离潮”中政府的职责缺失了。你认为政府该如何起到有效的作用？

　　袁晓莉：韩资企业非法撤离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这反映的是政府管理方面的问题。政府有的时候是“缺位”，有的时候是“越位”。如果没有此前的越位，哪有如今的缺位呢？

　　青岛市目前已经开始立项，着手调查韩资企业撤离的问题，研究对策。我就是专家团的成员之一。青岛市政府从2006年开始，每年都会针对韩资企业撤离做出相应的研究工作。

　　其实，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很头痛。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找到有效的政策、法律依据来要求在中国经营的韩资企业交纳保证金。这个保证金制度与保障农民工工资的保证金是完全不同的，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我想，政府应该充分发挥韩国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的职能，让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来管理韩国企业。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企业，协会可以以保证金制度来约束会员企业的行为。

　　政府的职责的确也是缺失的。政府至少可以建立一个外资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分级管理，加大那些不诚信企业的市场操作成本。其实，这里的操作难度并不大。国家每年都有外资投资统计年鉴，但是不能提供随时查询的功能。应该建立一个信用评估系统，让每个来中国投资的企业都登记详细的信息，以便上网查询。

　　为什么招商的任务可以加到村官的头上？我想这还是“官本位”制度是始作俑者，它已经把一个市场行为很大程度上行政化了。

　　《中国经营报》：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候鸟企业的现象？

　　袁晓莉：现在的候鸟企业已经没有太多可以追逐的政策了。两税合一之后，外资企业已经开始实现了国民待遇。如果规模小、劳动力密集和污染严重的企业愿意前往第三国，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只要他们是合法的撤资。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不再需要这类企业了，政府不应该去加以阻拦。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收益，要想获得超额利润，只能靠拖欠农民工工资了。

　　任何企业都是逐利的。以前政府部门设置了相应的“进入门槛”，现在很多地方还有“退出门槛”，政府让那些撤离的企业返还优惠费。官本位制度就决定了外资撤离会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劳动力就业问题。

　　以前候鸟企业追逐的是“两免三减半”的税收政策，现在这个政策已经取消了，候鸟企业就只能追逐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由于土地还是在地方政府的可控范围内，而税收是地方政府难以控制的。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政府当前最紧要的措施是什么？

　　袁晓莉：其实，在这个产业升级的过渡期内，政府只需要做到一点：该做的要坚决做到，而不该做的就千万不要做，不能“越位”。

　　该做的是：第一，和韩国商会、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紧密合作，关注韩资企业撤离态势的发展；第二，建立外资企业评估体系，做好信息的管理；第三，改善政府的管理，设置合理的外资企业清算程序。

　　不该做的就不能“越位”，政府要管好自己的手。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程涛采写

刊载：《中国经营报》2008年4月21日

袁晓莉简介：袁晓莉 女 汉族 青岛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 东北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民进市委委员 民进青岛科技大学支部副主委 赴日留学归国人员 博士 副教授 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