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丁旭东

讲座题目：从周公旦到习近平——谈中国国家美育政策的历史变迁和前瞻

时间：2018年4月10日下午15:00

地点：崂山校区艺术中心音乐厅

主办：艺术学院

主讲人简介：丁旭东，文艺学博士，音乐学博士后，山西师范大学音乐学学术带头人、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国家美育研究与发展中心特聘研究员/秘书长、北京市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兼职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美育与文明研究基地秘书长；中国人生美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国家教育部委托专项课题《美育协同机制研究》特邀主持人，中国社科教育学重点规划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课题组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曾担任北京现代音乐节顾问、行政统筹、中国传统音乐节副秘书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区委组织部部长助理（挂职）、全国艺术类学术期刊和中央级文艺出版社总策划、首席记者、编辑等。主持或参与省部和国家级规划及委托课题10余项；在《现代传播》《人民日报》《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黄钟》《人民音乐》等报刊发表学术文章近百篇。

内容摘要：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从实物文献方面来考察，中国名称的得来处在西周武王时期文物，其中铭文“余其宅兹中或”，中或就是中国之国字，古文字含以为域。美育一说，清与及其上溯的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称谓，虽然从汉末魏朝的文学家徐干的作品中，有“美育群才”的说法，但并非专词和今天的美育内涵也相去甚远。虽然中国古代没有美育之称谓，但有美育之实，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考察，最早颁布的“美育政策”是西周周公姬旦制定并颁布的各种典章制度，即礼乐制度。其“美育”政策主要包括两大层面，一是社会美育层面的“三礼用乐”；二是官学美育层面的“以乐造士”，或称乐教。这时我们可以称之为礼乐美育时代，这一时代造就了中华礼乐文明，中国作为礼乐之邦也因此而饮誉。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国家政策层面的美育虽有延续，但逐渐式微，没有新的发展，“美育”文化下移被儒家所继承。秦汉以降，中国进入漫长的经学时代，六经之中独失乐经，国家政策层面中便失去了“美育”的存在。到了近代，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月19日，临时政府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这是改革封建教育的第一份纲领性政策文件。同年2月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包括美育的五育并举之教育方针思想。同年9月，教育部颁布教育宗旨，吸收了蔡元培的“五育”思想，其中明确指出要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35年3月，国民政府发布了三则“三化”文件，倡导“新生活运动”，其实具有社会美育之内涵。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不同时期，对美育给予不同的重视，最早1952年3月，教育部颁发《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其中《规程》中提到：“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1957年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教育方针更加强调以德智体为核心的教育，美育只是作为“全面发展”中的一部分，在政策中不再特别提出。直到1986年，美育才重新明确回到国家政策文件中，即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1999年，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倡导素质教育，美育作为其中核心内容得到内涵式发展。从此，美育作为国家教育方针之一，也就明确地出现在国家的各类各级政策文件中。进入新世纪，以习近平为党和国家领导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美育。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专门就学校美育问题提出了“改进美育教学”，党中央的最高政策文件中，对美育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工作要求。随后，国务院和教育部相继发布相关文件，尤其是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份专门部署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系统的、专门的文件。从此，美育从国家政策层面确立了其进入了“改革”的大潮。目前，我们正身处其中。通过对中国美育政策文献梳理和生成原因探究，可以洞察政策成因，把握规律，积极作为，推动国家美育政策的科学性发展与完善。本讲座人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美育处于最关键的发展机遇期，但从政策上来说，仍有完善与调适的空间，如美育立德的命题实现，可借鉴先秦儒家乐教的提法，构建时代新乐教。在具体措施上，建议把时代新乐教归属到学校品德教育系统中，与艺术审美教育为主体的美育并行而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