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是民国女作家萧红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她的绝命之作。上世纪40年代写于日军轰炸下的香港，一生寂寥的女作家最终死于这个孤寂与动荡的岛屿上。

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一部小说，没有什么主要的人物，没有什么连贯情节，只是碎片化的记忆的拼凑，甚至连自传都说不上。茅盾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曲凄婉的歌谣”。而这歌谣与画卷背后，却是生命浓重的悲哀，集体无意识的祥林嫂式的悲哀。

萧红以她“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写出了东北边陲人民因循往复无知无觉无可奈何的生的悲哀，而这一切，在于深入中国人骨髓的集体无意识。很多人质疑萧红的写作方式，正如她生前所说的“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他们质疑我的小说，只不过是我没有按着他们的方式写罢了。”在这部自传式、散文式的小说中，萧红以她童年的记忆，描写了一个又一个的小人物，除了记忆的主体，这部小说中没有什么的主要的人物，也没有对哪个人物着过多的笔墨。除了回忆的缘故，大概是因为在生活面前，在苦难面前，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均等的，它们面对共同的时代，共同的积雪，共同的寒冷与悲哀，也在共同的因循往复着，而这生活的本相，全当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他们对此是无意识的，一步步将就着走下去。卖馒头的老头背着馒头箱子走在冰天雪地里，滑倒了，连着冰凌拾了馒头扔到箱子里去，缓慢地爬起来，蹒跚地走在布满冰凌的大地上，第二天继续。卖豆腐的推着豆腐沿街叫卖，连他儿子长到五岁的时候，也说要“开豆腐房”，要继承他父亲未遂的志愿。他们是最朴实的人民，面对着共同荒凉的命运，走着不同的路。纵使有着不同的经历，也是一样的无知无觉，殊途同归。

尽管这些小人物都是朴实善良的，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残忍，或许那些残忍在他们眼里是种善良。老胡家的团圆媳妇因为“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三碗”、“十四岁就长那么高”而招致街坊议论连连，婆婆甚至因此为了“给她一个下马威”开始打起团圆媳妇来了。这吃三大碗饭的团圆媳妇一下病倒了，婆婆又是请人跳神，又是买了瘟猪肉给她用瓦片焙药，还请云游真人给她抽贴，把自己的针头线脑都搭进去了，小团圆媳妇还是去了，婆婆也哭瞎了一只眼睛，“哭她那花在团圆媳妇身上的倾家荡产的五千多吊钱”。我们为小团圆媳妇叹息，我们憎恨，我们憎恨残忍，但残忍的并不是她的婆婆，她不过是“照着几千年来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她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过好自己那一份小日子罢了。对于那些所谓“习惯”的奴役，这些婆婆们不曾觉晓，也无需觉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她们眼里永远是最好的办法，即便是觉晓了又能怎样，生活的贫瘠与苦难早已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即便是像有二伯一样，朝天谩骂，又能怎样作响呢？呼兰河的这些小民们，对于生活保持了他们的无意识，也永远不会意识到他们的无意识，也正是这种无意识造就了他们的不幸与无奈。

不知道1940年的萧红是有意还是无意，或仅仅是因为这些不甚优美的故事充满她童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创作了这样一部小说，让这些小人物无意识的悲欢与无知无觉的命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那个萧条苍白的年代留下自己寂寥的悲欢。而今，“萧红热”之后的我们品读《呼兰河传》，除了唏嘘故事中觉得自己长大了会走很远的小女孩寂寥的命运外，还因故事中那些人的集体无意识而悲哀，他们的集体无意识固然出于无奈与贫瘠，而他们面对悲苦的命运本可选择拒绝，却还是像那卖馒头的老头一样摔倒了捡了馒头继续走，按着传统的模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最终造就多少个团圆媳妇的悲剧，他们囚禁的生活也因自己的集体无意识而造就悲剧。

(原载于《青岛科技大学报》第756期第4版,2016年0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