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篇幅不大，然感触既深且巨，可谓“意外”之喜。意外，在于此前其实并不知道严先生，对他的成就不了解。由此照见自己如井底之蛙的愚陋浅薄，于读书修为的人生进境尚远不及万一。

历史，无论官方或民间，无论书面或口头，于习见的“历史终将证明”“让历史去评判”一类表述中，拥有着终极审判的地位和意义，因而，恰如西方汉学界由来已久的观察，可称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然而，近年来随着媒体的推波助澜，随着一批批伪史家沐猴而冠登上“讲坛”，历史却被赶下了“神坛”。与舍本逐末、浮华沦落的国情相睦合，一派表面繁荣之下，严先生这般焚膏续晷探求历史真实的纯正学人却日益势微，那些含英咀华承载历史精髓的经典史著也更遭遗忘。相形于梦呓般的谀辞歌吹，这样的势微与遗忘，对于虽辛劳早慧但苦难深重的中华族群来说，不啻是对既往苦难的无视，对当下苦难的背叛。

还是回到这部书本身，相对于严先生宏篇巨制的史学专著，这部“小”书貌似副业了，但价值却相较未见其小，内容并非多余的素材，实质上包蕴着并解答了那些宏篇巨制所来的具本源性的深刻命题。

《治史三书》依时间顺序由三卷相对独立又彼此关涉的“小册子”编缀而成。第一卷《治史经验谈》初版于1981年，为先生于香港中大授业之余，应青年学子之请，现身说法，检讨史学方法和体会的专论。内容既涵盖治史的基本原则、具体规律，研究论题的选择，撰述行文的体例格式和衡量论著的标准等实操层面的规则和范式，简明以致用，其精髓不独限于治史，亦适用于任何学科的研究与论述。更触动人心、更给读者带来教益的则是对其积数十年治学体会而凝练的“勤、谨、和、缓、恒、定、毅、勇”八字要决的揭橥与阐发，和有关生活、修养与治学关系的辩证与剖白，从而赋予这些经验以精神层面的“道”的意义。该卷通篇既不闪烁其词莫测高深，也不信口开河漫无边际，而是笃实平和，读来既不枯燥也不给人压力，而是心生温暖的感动和振奋的力量。很建议家长朋友们能让孩子求学之初就阅读她，这本书会给他们指出一条做人做事的明途正道。

第二卷《治史答问》初版于1985年，是先生应《汉学通讯》杂志就其治史历程与观念的访谈答问录，可视为《治史经验谈》的补充与扩展。其中“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研究中国史不必要从中文入手”等条，实在明晰，诚为学林名宿金针度人的至言，足供青年学子破除犹疑廓清门径。“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条，则为后学指点了足以成才立业的方向。“史学二陈”“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条，以其成功史家的视角对其推重的陈寅恪、陈垣、吕思勉等三位前辈给予切实而卓异的评价，不溢美不从俗，特别是就二陈晚年路径的不同抉择与得失，切为至论。

第三卷《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是宾四先生1990年谢世后，严先生作为其最得意弟子所撰回忆与纪念文章，初版于1992年。上篇《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择要辑录了钱先生人生大概、治史创获与兴学事功，以彰显其治学志趣与人生境界。下篇《从师问学六十年》着重回顾记述了从学追步于宾四先生的经历，由中所获得的影响与教益。文笔古雅，记叙生动，既是关于钱先生及其成就的实录，又多第一手材料，可供追慕前辈学人与所处时代之风貌；而其间师生相知相得处，情意深致，尤令人感从中来，为之泫然泣下。

“充实而有光辉”，是严先生友人美籍华裔国际汉学大师杨联陞先生对其史学成就的评价，典出《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为大”，原意在于赞颂人的德行修养。严先生虽自谦“内道外儒”，实则内以君子自励外以仁恕处世，外柔而内刚，毕生坚守“一心力、惜时光”“淡名利、避权位”“坚定力、戒浮躁”等操守，不随俗流转，不曲学阿世，诚为世间坚强纯净学术人之榜样，其人格品行完全当得起“充实而有光辉”。

具体到这部“小”书，虽篇幅不显，但内容平实，语言朴实，实实在在，读一分便有一分的收获，份量足称“充实”。另则书中文字虽历时久远，最早的一卷已愈三十年，但正如我阅读的感受，她予读者的教益并不受时代的局限和时间的消磨，反而历久弥新，在这越来越不踏实的时代给人以清泠的洗礼、宁静的指引和深沉的感动，仿佛一盏青灯，穿过时间的翳霾，发散传递着有温度却不耀眼的光。所以，《治史三书》也是“充实而有光辉”，她实是一部“大”书。

(原载于《青岛科技大学报》第738期第4版,2015年10月13日）